何清涟
作为一个女学者不比女影星与女歌星，私人生活确实比较简单，因为不守寂寞，无法进入研究状态。我的家庭也和中国千百万人的家庭一样非常普通，我也根本不想让我的家人借着“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总站着一个好男人”之类的模式进入传媒的视野。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人，想过的也只是普普通通的生活。 我现在最缺少的是时间。 大多数传媒理解我的愿望，也很尊重我这点并不奢侈的心愿，我非常感谢他们的这种理解。 但还是有个别需要吃“名人”的人。当有人以“朋友”的口气（其实根本只是见过几次面的采访关系而已），写一些捕风捉影、曲解事实的文章已伤害到我与我的家人时，我只能采取疏远的办法拒绝与这种人再接触。但这事也确实让我大开了眼界：居然有人能凭三两次简单的采访写出洋洋六七万言的“《现代化的陷阱》的幕后”，肆意图解一个人。最为恶劣的是这人居然还在文章中处处暗示与我仿佛有什么特殊关系，并对我的个人生活信口开河地妄加评议。这种人的文品之下流、心思之阴暗实在令人恶心。最妙的是他还将我对他本人的不耐烦归结于我的脾气与个性“使人难于接近”，而不是归结于他本人的所作所为使我对他产生的深深厌恶。更令我惊讶的是居然还会有报纸对这种破烂文章感兴趣。我作为一个学者，对社会有益的只是我的思想与学术研究。因为如果要写“幕后的生活琐事”，我家附近美容院的小姐们绝对比世界上任何人更有资格。那些写作者自己轻浮浅薄，还要将人家也弄得轻浮浅薄，不知道他们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 被迫之下，我与一些从事律师工作的朋友与熟人商谈，怎样才能保护自己。为了给自己挤出一点可怜的时间（因我从事新闻工作，以此为养家糊口的职业，本就劳累不堪），我被迫在我家附近找了一处房子，躲进那里才给自己留下片刻安宁。对于许多约稿，我都无法完成，只有心怀歉疚。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方式可能让那些想接近我的善良人失望，但为了保护自己与家人，我只得如此。 因为上述种种，我对“成名”之后的经历简直没感到什么愉悦：书的发行量虽大，但盗版书遍地开花，经常有读者拿盗版书来请我签名，据说已查到八个版本的盗版（当然还有没查到的），以每个版本发行最低盗印五万册计，就达数十万册，所以这本书的“经济成就”也不像一些人常向我说的“你发达了呀”，这本书的“经济成就”主要是盗版者发达了。更可怕的是：有一长沙罗姓青年拿着署我名字的书稿在找出版社兜售。对于盗版书我没有精力应付，但对盗名者及无耻小人我即使没精力也必须要应付。这要花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我所得的稿费还不够我的律师费与诉讼费，而时间于我来说本就属于“稀缺物品”。 所以，当我们社区的文化部长善意地希望我提供一点资料，在社区文化部展览一下时，我直接了当地谢绝了。理由非常简单：我不希望带着儿子出去散步时，被人家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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